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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认罪

来源:   发布时间: 2015年08月04日

  如何理解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认罪

  临朐法院   史慧霞

  2003 年 3 月 14 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并酌情给予被告人从宽处罚做了专门规定,这一规定对于保障我国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的顺利实施有着深刻意义,由于改革过程中各地司法机关对相关规定的认识和做法参差不齐,认罪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的权利难以兑现,使我国简化审改革的深入开展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此,笔者针对我国刑事控辨式审判,同时结合自己的刑事审判经验,对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认罪,作如下浅析。

  一、如何理解“被告人认罪”

  《意见》 第一条明确了“被告人认罪”是指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即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情节、罪名等予以认可,并能够理解因此而带来的法律后果。从认罪的内在要求来说,认罪必须是自愿的、真实的、明智的意思表示。从认罪的外在形式而言,认罪必须是发生在法庭审理活动中。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前提是被告人认罪,即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情节、罪名等予以认可,并能够理解因此而带来的法律后果。台湾学者将认罪称之为“自白”,指刑事案件中之被告人,就指控的犯罪事实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明白自认其有罪之行为。从认罪的内在要求来说,认罪必须是自愿的、真实的、明智的意思表示。从认罪的外在形式而言,认罪必须是发生在法庭审理活动中,必须由被告人向法官表示其认罪的意思表示。

  首先,从实质要件上看成是被告人自愿。所谓自愿,指被告人自主承认犯罪,任何受到外界强迫、威胁、欺骗或引诱下的认罪行为因缺乏正当性而不成为认罪。刑事诉讼的目的是通过正当而有效的步骤、程序、方式,对违反现行刑事法律的行为人进行行为评价,以此实现刑罚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终极目标,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蓝图。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是公正与效率,公正的实现有赖于对真正的犯罪人给予恰当的刑罚。被告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对自己是否犯罪是清楚的,被告人认罪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承认控方指控的事实。法庭审理再继续纠缠某些细节或者花费大量精力去调查,已经显得多余。整个庭审过程由于被告人的认罪简化了控辩双方争论、对抗的过程,从而为节省司法资源提供了条件。《意见》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简化方式审理案件前,应当向被告人讲明有关法律的规定、认罪和适用简化审理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确定被告人自愿认罪同意适用本意见的,才能适用。

  其次从形式要件看是在法官面前。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直接言词原则,即审理案件的法官应当亲自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者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直接言词原则实践了司法的亲历性。法官在与被告人“面对面”的活动中,通过诉讼时的态度和情状能够获悉语言所无法传递的案情信息(即“无言之知”),有意无意中影响着法官的“心证”。被告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的承认行为,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自愿性和明智性。何况,被告人承认的犯罪事实是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事先查明的事实,也是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基本依据。法庭的审判程序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程序,被告人在法庭上经法官告知法律后果后,向法官承认犯罪,就排除了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诱供等不正当因素,确保了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夯实了法官作出正确判断的事实基础。

  再次就是认罪的时间要件是在开庭审理后、法庭调查前。普通程序简化审实质是对现有庭审方式的改革,是基于目前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导致司法成本提高,而诉讼效率低下等问题凸显,旨在解决案多人少矛盾,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赢局面提出的新的庭审模式。被告人认罪如果时间过于靠后,实际上已经耗费掉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认罪与否已经无法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也就缺乏国家对被告人认罪这一行为进行“奖赏”的根据,属于无意义的行为。被告人过早认罪固然可以,但最终控方的起诉是依据所取得的证据,在控方没有正式起诉前是无法确定被告人犯有何种罪行的,只有等到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控方的指控才确定下来。这个时候,被告人的认罪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因为他了解了控方指控的罪名,同时也让法官亲身感受到了认罪的真实性。过早,法官无法确定认罪的真实性,过迟则对司法资源的节省没有意义。《意见》第3条、第4条、第5条规定,采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必须征得被告人的同意,第7条则规定了简化的范围,表明简化审的适用最迟不能超过法庭调查,否则无助于节约诉讼成本,也就丧失了简化审本身存在的意义。

  二、实践中“被告人认罪”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将我国“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实现刑罚的目的。对于被告人自愿认罪行为,实践中一般参照“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处理,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却一直表现出适用上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从实体结果看,坦白从宽政策在量刑中仅仅是酌定情节,对于坦白从宽者并非必须从轻、减轻处罚;从审判程序看,被告人坦白只是一种单方行为,被告人不可以与公诉机关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也不能因此获得程序上的简化,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坦白从宽成为骗供的同义语。而《意见第9条的规定的“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的规定,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基本刑事政策衍化为法律,在法院量刑规范化中规定可酌情从轻处罚,所以这是在程序机制的保障下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充分发挥此政策的优势,有效促使被告人认罪和悔悟,实现刑罚对罪犯的矫正目的。

  二是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受制于投入产出规律的经济行为。从微观上看,诉讼过程中各主体所作出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耗费同主体从诉讼裁决结果中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比值关系,制约甚至决定着主体的行为选择。”从轻处罚是与被告人作出何种程序选择密切相关的一项权利。在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形下,减轻诉累对部分被告人有一定吸引力,但程序上的简化并不是刺激被告人选择简化审理的主要动机。因为“依据人性之趋利避害本能,迅速得到量刑上的优惠恐怕是大多数被告人愿意认罪的最直接诱因”。被告人认罪能够揭示其悔罪心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主观恶性程度的降低,而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依法酌情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既是对其自愿认罪行为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认罪服法的一种教育。可见,要求从轻处罚的权利是被告人选择简化审理的主要动机,同时也是推动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深入开展的关键因素。

  三、“被告人认罪”存在的问题

  一是庭审中简化尺度把握不准,达不到预期效果。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判断的事情。因为被告人很可能由于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知识水平很低,从而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指控理解不清,或者对于其作出的有罪答辩的后果没有一个准确全面的认识。实践中,有的被告人错误理解“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的规定,对酌情从轻处罚的期望值过高,而在判决后又感到失望,再提起上诉。一审无争议,二审期间展开诉讼对抗,但由于二审系终审,且诉讼条件不同,即使是开庭审,也难以充分保证被告人的权利,这也就使一审简化审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惩罚犯罪目的没有达到。

  二是以“被告人认罪”作为简化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先定后审”。按照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对于刑事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由于目前对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前提是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且由于法庭在审理时简化了法庭调查、法庭举证和质证的重要程序与内容,缩短了合议庭对案件形成正确判决的时间和进程,必然造成法院加大庭前“实质性审查”的力度,并使法官形成庭前的预断,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结果又回到了以前纠问式庭审“先定后审”的老路上去。

  三是对“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的规定,幅度把握不准,出现量刑过轻的倾向。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判处刑罚从轻辐度过大,甚至比同样罪行的自首犯,量刑更轻。这样客观上造成了坦白比自首更能受到刑罚的优待,这显然与我国的自首制度和刑事政策相悖。

  四、对“被告人认罪”的几点建议

  一是明确被告人认罪之“罪”的概念。《意见》第1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一般适用本意见审理”。这条规定就明确了只要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就属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罪名也没有异议。认罪,从一般语义上可理解为承认有罪,承认自己曾经做过的违反法律的事实。具体到自己所犯何罪,是否承认自己的“错”就是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名或者法官认为可能涉嫌的“罪名”,涉及到被告人对自己行为和刑法规定的认识程度,大多数被告人是非法律专业人士,对行为性质出现错误认识在所难免,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同样对某行为可能存在不同看法,要求被告人认罪一定要认识到行为的法律性质未免过于强求。笔者认为,认罪应当是指承认自己的行为,而不应包括被告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被告人认罪与否的标准,就是是否如实供认自己所实施的客观行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在这一点上,应当以解释的方式加以明确,避免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

  二是建立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应设立明确告知权利的程序。《意见》虽然对被告人认罪案件要求告知被告人权利,但对于具体的程序、步骤、方式方法都没有明确,特别是在庭审时,法官询问被告人是否认罪,因时间仓促,难以保障被告人有合理的时间考虑衡量利弊,有“逼迫”被告人就范之嫌。应当对权利告知程序加以细化,保障被告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同时对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使其真正明白认罪后的法律后果,以保障被告人认罪系出于真实自愿且明智的选择。明确认罪的具体法律效果。

  三是完善必要的律师参与制度。律师的参与是确保公平所必需的被告人权利的必要保护。现代社会分工日益明确,法律事务也朝着专业化、技术化方向发展,一般民众难以把握深奥难懂的法律术语,也无心关注繁杂琐碎的法律程序。特别是在刑事诉讼领域,证据有无证明力、证明力的强弱、所有证据是否已经形成证据链等等一系列问题,即便是从业多年的法律实务工作者有时也难以准确把握,对法律知识欠缺的被告人就更不用提了。由于我国普遍采用羁押性质的强制措施应对被告人,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既不精通法律,又容易受到各种来之控方的诱惑,作出违背真意的选择。现阶段,普通程序简化审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尚处于探索阶段,对被告人而言,也许新的审理方式就是少说几句话,少受几分罪(庭审时间短了),他们从本能上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自愿”选择很难说是明智的。在被告人防御能力和防御机会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律师的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指定辩护制度,《意见》对此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由检察机关提出简化审和法院提出简化审程序的决定时,给予被告人衡量与考虑的时间过于短暂,在缺乏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认罪仅仅是简单地着眼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认罪就是抗拒,认罪就是坦白的逻辑上,真实性、明智性无法保障。因此,在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过程中,有必要完善律师参与制度,对被告人给予指导,并对其行为进行法律分析,作出理性的预测,在此基础上,被告人的认罪才符合程序正义。 

  参考文献: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陈卫东、程雷:《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析评》,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陈卫东、徐美君:《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戴红霞:《普通程序简化审“简”什么》,载《杭州商学院学报》,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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